作者 | 南风窗记者 黄泽敏
编辑 | 赵靖含
国考面试没过，赵琳琳躺了两天，不想吃喝。两天后，她爬起来继续准备选调生考试。
待名单公布，她的名字赫然在列。喜讯蔓延得很快，爷爷逢人就讲。村里有人不信，嚷嚷着要去查一下这姑娘是不是在胡说。查过后，众人信服，家里人也真正放了心。
那是2016年，赵琳琳即将从一所二本院校毕业。她通过校内层层筛选报考，又努力备考成功，成了所在学院内唯一上岸的选调生。
这是全村都骄傲的稀事、长辈们口中的“安乐窝”，周围人都说她的前途一片光明，她也这么以为。
《北京女子图鉴》剧照
县城是年轻人逃离“北上广”的退路，这里生活节奏慢，似乎更适合“躺平”。
和赵琳琳一样，接受过高等教育后返回县城的女孩还有很多。她们之中不少人从小被教育，不要离家太远，要稳定下来。她们见过世面，又回到县城，背后的原因有很多，但最终路径往往很相似——“考编”是默契的首选。
01
回县城找份“正式工”
有人说，县城青年的成人礼，是一张通往发达地区的车票。生活在小地方的人，或多或少有过对大城市的向往，青海人叶欣也一样。
她回家的理由很简单，一对逐渐年老的父母，一个独生女的身份。去城市打拼的想法就此打消。
“都回家了，还是得有一个编。”叶欣说。这也是许多女性回县城共有的想法。
县城职业存在一条分水岭，以是否“带编”划分。带编制的工作在最顶端，是受长辈认可的“正式工作”。其余的“无编”工作堆在下层，往往只被视为“打工”。
《县委大院》剧照
叶欣只想往上爬。2022年，毕业回家后的第二天，她就开始听课刷题，从早上9时至深夜12时。那段时间，她的神经变得敏感脆弱。每当听到周围有谁上了岸，无形的压力便会扯断理智，情绪瞬间崩溃。
她先是考上了一份不错的工作，在省广电局。但这份工作没有编制。为“求一个稳定”，她不能停止复习，只能在上班间隙抽空备考。后来，她顺利通过事业单位的面试。
刘娜同样是独生女，为离家人更近而回家。
2021年，她从上海的一本院校毕业，回县城体制内就业本不在计划之内。但大四那年，父亲病重，母亲盼着她回家稳定下来。
她只复习了两个月，这期间，仍持续投递简历，拿到了几个offer。未曾想一战告捷，她考上了滁州县城乡镇的公务员。
当时，上海某国有银行给出的年薪大概14万元。看着大城市高昂的房价，她觉得工作一生恐怕也没法在当地买房；加上想照顾父亲，她回了家。
老家没有网红景点，没有高档商场，没有“快乐老家”迪士尼。但很难说是不是因为年龄长了几岁，现在的她，正好也玩不动了。
她的乐趣成了逛小超市、步行街。县城里的两个电影院，周末都空荡荡，只有到了节假日，才像是突然恢复了生命，注入一批年轻血液。休息日一过，整个县城又陷入枯竭。实在闷得不行，她就花一个多小时，打车去市里逛逛商场。
县城生活是相似的，叶欣和刘娜不同，她常觉苦闷。上岸后，她被分配到了异地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，离家100多公里。那里的海拔比家乡更高，刚上班那会儿，她时常失眠。
睡不着的日子，她只能在屋子里干躺着。这里没有夜生活。到了晚上，她不敢独自出门，即使出门也没有去处。
《独自生活的人们》剧照
在当地，过了傍晚6时，学生们放学回家后，街上的店铺就拉下门闸。原本就不热闹的县城变得更加冷清，没几个行人，徒留几盏路灯闪着微光。
叶欣曾以为未来的日子会闪闪发光。现实是，身上原有的锋芒所剩无几，就快和那些路灯一样。
“老破旧”是她对这座县城的印象，“20年前啥样子，现在还是啥样子”。当地的发展给她感觉像是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更令她意外的是，这里没法叫外卖。饿了，只能去食堂，或到附近的饭馆解决。吃了一年多，她早已感到腻味。
同样乏味的，似乎还有那“能一眼望到头”的未来。
叶欣居住在单位提供的二人间。那是由办公室改造成的小隔间，里头放了两张床，就成了宿舍。屋内没有洗漱晾衣的区域，厕所今年才安上了热水器。
狭小的空间没有隐私可言。有时想运动跳个操，舒展不开。甚至一打开宿舍门，就可以直接办公。周围的环境反复提醒她：“人生大多数时间就是在办公室了。”
02
在办公室的人生
许颖一天的时间，确实都耗在办公室里。我们的采访延后了一次又一次，理由都一致：工作没做完，得加班。
曾经，她对体制内的印象停留在“一张报一杯水”，舒适且稳定；“上岸”后才发现，工作并不轻松。
体制内的忙碌，视单位和岗位而定。一份旱涝保收的工作，可能得用无限延长的加班来换取。表面看清闲的朝九晚五，背后也可能是零碎的事务、浓厚的形式主义之风，和无法拒绝的私活。毕竟没有人可以躺着赚钱。
“绝大部分公务员都并不轻松，特别是在基层的年轻公务员。”许颖有着避不开的加班和内卷。
五一返工的第一天，她加班到了晚上10时以后。实际上，她的下班时间几乎每天如此。堆积如山的文件，写不尽的材料，有时回过神，已是深夜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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